读阿伦特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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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阿伦特笔记

© 王丹／文
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

一

　　阿伦特的学术生涯的起步，并不是从沉重的历史与政治思考开始的。经历过与海德格尔的感情纠葛，她最早关注的，是对19世纪上半期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研究，这似乎是一条顺理成章的道路。而促使阿伦特成为政治哲学思想大师的，是二战对她造成的精神冲击，这也包括她个人在二战中饱经颠簸的经历。 
　　学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在阿伦特的身上折射出相辅相成的光谱：没有那样的社会剧变，阿伦特也许只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哲学或者神学的理论家；她的名字会留在文化史上，但是不一定会刻进人类的思想走廊。而阿伦特的思想光耀后世，是因为她的思考紧密联系了时代面临的问题，联系了绝大多数人都有过的切身感受。生逢乱世，对于思想者来说是幸还是不幸？这端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距离。看你是不是要在面对社会与他人的时候划下一道红线。 
　　社会背景对于思想的重要性，在于真正的“学问”不仅仅是“学术”。我们的学习和思考的体系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把学问变成了一种“术业”，成了为了某种职业所作的准备。而真正的学问与思考，应当是有感情甚至热情作为支撑，否则学问只能是苍白干枯的。阿伦特的独特风格，就是与她的热情分不开。即使是马克思，那种革命的热情也是支撑他庞大理论研究工程的基础。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没有感情、没有爱的人，是伟大思想的创造者。

二

　　阿伦特的可贵之处，就是她的思考是从内省和自我批判开始的。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反犹主义的受害人，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面对那一段黑暗的历史，她首先思考的是犹太人自身的缺陷，以及自身的责任。虽然她指出了帝国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冲击，种族主义的兴起与犹太教关于犹太人是上帝特选的教义的冲突，没有权利的财富是最危险的等等一些社会历史原因，但是在解释社会上对犹太人的憎恶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不同之时，她还是强调，犹太人政治能力与政治判断的缺乏才是主导其命运的主要因素。 
　　尽管这给她带来很多争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自我批判入手，首先挖掘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态度可以使得对他者的批判更为客观。而且，也可以使得思考更可以转化为行动。因为行动的主体是思想者，而思想者对自我的反省最有利于促进她采取具体的行动实践思想。阿伦特分析反犹主义内在原因的时候指出，犹太人“两千年来回避所有的政治行动”，这就是为了呼吁新兴的犹太族群加强政治行动的能力，避免重蹈覆辙。事实上，她整个关于极权主义起源的分析，也是为了提醒世人极权主义是潜藏在社会基因中的，甚至潜藏在人性中的，如果不能深刻反省自我，它随时可能复苏。这样的提醒，就是反省基础上的行动。反过来说，行动，只有建立在反省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三

　　弗里德里希与布里辛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以及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一词来指陈。雷蒙‧阿隆强调，政党对权力的垄断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及意识形态恐怖是极权主义的本质。而阿伦特的特殊贡献或者说真知灼见，则在于她敏锐地看到了以上这些罗列的元素，其背后，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都是制造与延续恐怖（terror）的手段。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特质，其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在社会中制造恐怖气氛，用以形成极权主义统治的基础。这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极权主义的认识。事实上，如果仅仅从政治机制的设置和国家权力的行使的角度看，我们是很难理解在文化教育和科技发展已经飞速前进的现代社会，极权主义是如何创造出泛滥人类社会的奇迹的。只有到人类心理层面的深层去挖掘，我们才能摸到秘密的线索。 
　　而挖掘到人类的心理层面，我们就会发现，极权主义的因素其实深藏在人性的基因中。这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努力要说明的论点。揭示这一点意义多重。第一，既然人性中有危险的因素存在，那么仅仅靠个人的道德约束就是不可靠的，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道德形象其实都不是良好政治的保证，在人性之外，需要一些具体的制度上的设计，来硬性防范极权主义的产生。第二，极权主义有的时候不一定以制度的面目出现，不一定以战争或者种族灭绝的形式为害人类社会。有的时候，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甚至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存在。对于人类社会威胁最大的，其实是在思想中的极权主义。第三，既然人性中存在极权主义的因素，那么极权主义就无法永远地、绝对地从人类社会行为中清除，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最后一点，恐怕是阿伦特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主要的用心，是她的社会责任感的展现。她是希望为极权主义的重新出现敲响警钟。这样的钟声，今天还有多少人听到之后会为之心旌动摇呢？

四

　　有时候，扼杀自由，并不是通过禁止和阻隔进行的。有时候，要求你做什么，也是一种对自由的扼杀。而且是更严重的扼杀。文◇革展现的就是这种扼杀，即每一个人必须表态参与当下的政治行为，否则便会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这种情况下，“不作为”会被视为敌意的作为，因此每个人都要参与，哪怕是违心的。

五

　　阿伦特在谈到极权主义的宣传手法的时候，非常强调谎言的重要性。除了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有所论述之外，她还专门写有〈政治的谎言〉一文，收入《共和的危机》一书中。可见她对谎言与极权主义的关系非常在意。这是我们今天温习阿伦特的理论时最应当关注的一点。 
　　阿伦特指出：“谎言是极权主义宣传中最常见的现象。”在此，她不仅仅揭发极权主义为了宣传的目的，对真实情况进行扭曲的部分，更深刻的是，她指出谎言之所以能成为极权主义的有效工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谎言的对象——民众——本身有一种对于谎言的需求。阿伦特对现代大众的心理与思维特征描述如下：“他们不相信任何可见的事务，不相信自己的实际经验；他们不信任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以被普遍而内在一致的任何事物立刻俘获。使大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捏造的事实，而是系统的一致性，他们在这个系统中被假定为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大众来说，独立思考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就是对“系统的一致性”的破坏。当人民无法抗拒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忍受，甚至是接受，所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打破这种自我的麻醉变得事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大众会选择相信谎言，甚至为谎言辩护，因为他们无法面对谎言被揭穿之后的现实。反过来说，启蒙者如果不能为“皇帝的新衣”被掀开之后的局面提出建设性的思路的话，启蒙的工作就很难进行。 
　　谎言的意义还在于：如果乌托邦是一种谎言的话，有的时候谎言也是一种乌托邦。大众可以在谎言中给自己找到精神上的寄托，或者是产生困惑而无解时的一剂迷幻药。张灏先生曾经打过一个比喻，他说乌托邦就像一颗北斗星，尽管它遥不可及，其实是无法达到的，但是它给出了一个方向，因此而有吸引力。谎言就是这样的北斗星，大众即使知道这是假的，但是如果能给出一种方向，或者“系统一致性”，或者某种历史规律，那么在大众的眼里，谎言也是美丽的。这就是阿伦特说的，大众愿意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 
　　在阿伦特之后，哈维尔也谈到极权主义与谎言的关系。1975年4月，哈维尔致信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胡萨克就指出：“真正相信政府的宣传，无私地支持政府的人，其数量比以前大为减少。但是，弄虚作假者的数量却在急剧上升。时至今日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每位公民事实上都已经被迫成为一名伪君子。”在35年前的捷克，人民这样的精神状态，也是今天的真实写照。对于政府到底有多少人是出于真心的支持，还是处于功利性的算计，这是衡量一个政府稳定能力的重要依据。显然，功利性的拥护并不是统治的稳定基础。这也就是今天表面上有极为强势的国家力量，但是面对社会局势却表现出高度的戒慎恐惧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拥护，其实是谎言。而哈维尔在这封信中的主要观点，就是陈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谎言与虚伪。他的结论与阿伦特一致，是因为恐惧。

六

　　关于恐惧，阿伦特讲了很多，主要是为何要制造恐惧，或者说，恐惧对于极权主义统治的意义。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恐惧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阿伦特多少有一些触及。比如她提到过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实际权力的隐秘性。也就是说，那些掌握真正权力的机构，往往是隐秘的，给人一种神秘感。她在这里指的显然是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机关。在警察国家中，警察机关的面目反倒是最模糊神秘的，这也是一种荒谬或者反讽吧。 
　　这让我想起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陈列先生一篇回忆性质的散文〈踌躇之歌〉，他是这样描写侦讯他的情治机关的建筑物：

　　我走出一小段距离后，回望建筑物。约略看得出应该是正面很宽的方形二层楼建筑，但因为它的周围到处是大树和灌丛，暗影幢幢，背后又是一座棱线稍微起伏的乌暗小山丘和墨色的天空，轮廓看起来很模糊，尤其是在我刚才从中走出的大门入口穿堂的日光灯映射之后，整个显得很不实在，像是某种掩藏在暗夜丛林里难以名状的奇特生物，躯壳僵硬但又像是在不时地懒懒蠕动，没有表情又不作声地趴踞着。而那个大门内，刺眼的亮光，一样地空洞和虚幻，这时被门前圆形花圃里一些杂树的黝暗枝叶参差地遮住下半部，更像一个永远张开着等待的大口。在这之前，我曾在这个小城市住过两年，但奇怪的是却好像从来不曾见过或注意过这个地方，只能约略猜测它的大概所在。

　　在这段精彩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是空间政治学的展现。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极权主义如何在空间设计上制造令人恐惧的感觉，那就是“模糊”：我们会恐惧，往往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对方的底细。这就像一个犯人最难熬的时候，就是在等待提审而迟迟等不到的这段期间；走夜路会恐惧，也是因为看不到四周的状况。因此，模糊本身，就是恐惧的来源之一，而极权主义的施展，也利用了人性的这个弱点。法律的模糊，就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今天的很多法律，还是具有这个特点，很多的法规条文的最后一款都有这样的规定：“依据法律规定的其他行为”等等。这里的“其他”，作为一种模糊的表达，为国家机器的不受限制的使用提供了宽广的空间。 
　　其实显示神秘以制造恐惧的建制也不仅仅是秘密警察机构。这种统治术可以追溯到封建王朝时代。想想故宫的空间设置吧：从天安门开始，进入午门，一路走到太和殿，两旁的建筑和开阔而延伸的道路，庄严威武，气势逼人。任何人这样一路走过去，内心的畏惧都会油然而生。宫廷礼仪严格规定朝廷官员觐见皇帝，未得许可不得抬头，不得与皇帝直接面面相对，这也是刻意营造皇帝本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的神秘和模糊。

七

　　关于转型正义：2000年台湾实现政党轮替，使得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跃居亚洲前茅，但是10年之后，大家对于台湾的民主化发展有颇多不满意之处，其中除媒体的部分，未能扮演社会公器之外，转型正义的未能实现也是广受批评的缺陷。 
　　台湾已经进行的转型正义，仅仅是对于当年政治案件的受害者予以赔偿。殊不知，赔偿受害者只是转型正义的庞大工程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过去的真相的探究与揭发，对于现实中人权理念的落实，以及未来如何防止不正义的事情再次发生，这些部分，台湾朝野，包括公民社会的部分，都没有处理。而我认为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那就是“加害者”在历史与现实中失踪的问题。 
　　检视台湾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都是受害者的陈述，而很少看到加害者的面目。当年那么多的情治人员，那么多曾经对于无辜民众刑讯逼供导致冤案无数的办案人员，那么多曾经密报他人导致别人家破人亡的线人呢？在白色恐怖受难者出面回忆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加害者的失踪使得这段历史是不完全的，是残破的。更严重的是，加害者的失踪，使得受害者的情绪找不到平复的基础，把加害的责任推给历史，只能使得受害者事实上无法伸张他们的冤屈。台湾解严这么多年了，蓝绿对立的情形依然严重，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就是转型正义没有处理到加害者的部分。因此，转型正义是一个严肃的不能不正视的现实问题。 
　　谈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介绍阿伦特〈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一文，因为阿伦特在这里处理的就是转型正义的问题，也很可以作为台湾处理这个问题的理论参考。这篇文章写于1963年，是阿伦特为了回应关于她的新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各种评论而撰写的。她指出，在回顾历史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的时候，“一旦有人指责特定的某人，强烈的抗议声就出来了，说他们只会怪罪某个人，而不是将所有行为或世间归罪给历史潮流和辩证的运动，也就是不去归罪给某种在人类背后运作的神秘必然性，并赋予他们所做的一切某种更深刻的意义。” 对此，阿伦特立场鲜明地予以反驳，并明确地提出：“没有所谓的集体罪过或者集体无辜，罪过或者无辜只有针对个体时候才有意义。”她的基本论点是：如果你服从而且持续服从，这种行为本身其实就构成一种支持，而极权统治的运作正是建立在这种专业化的支持之上的，因此你的责任就不能用所谓的“服从”来推卸。 
　　把责任推给历史，推给国家或者集体，或者推给领袖人物的现象，这是转型正义无法推行的主要原因。正如阿伦特所说：“如果说每个人都有罪，就等于没有人有罪。”当每一个加害者都这样去推卸责任的时候，责任就被庞大的国家、集体和领袖所“虚化”了，因而也就不存在了。当我们都放弃对具体个人责任的追究的时候，整个事件的责任也就无从追究了，而追究责任本来应当是转型正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当然，追究每一个个人的责任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涉及到可行性的问题。我也无意主张把每一个曾经参与极权统治下的国家暴力的个人都送上法庭，社会和解是必须落实的。但是，正如阿伦特指出的，责任的问题不一定都是法律责任，在转型正义的过程中，道德责任的承担是不可回避的，否则正义就无法实现。也就是说，在处理“加害者的责任”的时候，可以区分两种不同情况：第一，对于国家暴力的决策者，主事者，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或者说直接责任；而对于执行者，则可以追究道德责任，或者说间接责任。总之，转型正义下的和解，不能是放弃对责任的追究，尤其是不能放弃对个人的责任的追究，否则，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承担责任，要如何警示后人呢？但是责任的追究可以以寻求道德责任的方式进行。 
　　澄清执行者的责任，可以考虑用还原现场的方式，看他在执行的时候是否别无选择。尽管不能因为执行而逃避责任，但是可以根据事实真相减轻责任，这就是所谓“视情节轻重”。有以下几个要件是可以作为裁决标准的：1. 当初在参与国家暴力的时候，是否有不参与的自由？2. 是消极参与还是积极参与？3. 参与的程度；以及4. 其参与是否构成了国家暴力的必要条件。因此，对于转型正义来说，真相就变得至关重要，也是起步和基础。所以，任何封存档案，拒绝交出原始材料的做法都有违转型正义的原则，应当立法禁止。

八

　　迄今为止，对于极权主义的剖析和批判，阿伦特还是最为深刻的，但是这并不代表阿伦特的研究就是极权主义研究的极致。阿伦特所分析的极权主义是以德国的纳粹和史达林的苏俄为样本的，对于另外一个极权主义的代表，阿伦特几乎一无所知。此外，阿伦特关注的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和执行的层面，对于极权主义的衰落原因和衰落过程，她并没有着手处理，这些都给极权主义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庆幸曾经有过汉纳‧阿伦特的存在，她不仅深刻揭示了极权主义这种挑战人类理性和道德良知的制度，也以晨钟暮鼓之音告诫我们：极权主义的基因就埋藏在人性中，我们应当随时警惕它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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